越南馆藏所展出的1800余件藏品,承载着长达2500年的悠久历史。藏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丰富的陶器和少数青铜器,见证了此后的历史演变。此外,展出的越南油画等绘画作品则来源于20世纪。

虽然1800余件越南藏品在数量上只占赛努奇博物馆馆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每件文物背后都伴有详尽的考古出处,使它与中国及日本藏品区分开来,别具一格。这些藏品见证了考古专家及爱好者在越南这片土地上的最直接而深入的收藏发掘,在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可以直接接触到东南亚文化的背景下,发掘过程仍然没有受到任何艺术中间商的干扰。

在亨利·赛努奇游历亚洲50年之后,崇尚日本艺术的潮流已逐渐褪去,博物馆开始逐渐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馆藏拓展了新的文化领域,科学研究领域开始聚焦于越南北部发现的古代艺术。当时,中国古代艺术正处于研究的中心,而越南艺术又与中国艺术一脉相承。

因此,首位博物馆研究员亨利·阿登·狄扎克 (Henri d’Ardenne de Tizac),从1927年开始陆续从越南河内一家商品店的老板,同时也是考古爱好者的维克多·戴庞(Victor Demange)手里购得了百余件石器、铜器和陶瓷艺术品。此外,在1933年博物馆第二届馆长雷纳·格鲁塞 (René Grousset)管理期间,博物馆收到了50余件越南东山文化时期艺术品的匿名捐赠,并且在1950年从一位比利时商人克莱蒙·休伊特 (Clément Huet)手里购买的20余件10至15世纪的艺术品。1955年,雷纳·格鲁塞(René Grousset)又从20年代任印度支那公共工程监察长的艾伯特·波扬 (Albert Pouyanne)手里收购了一只精美的三足器皿。

赛努奇博物馆与越南艺术之间的渊源当然离不开瑞典考古学家奥洛夫·贞斯 (Olov Janse) (1892-1985)的考古挖掘运动,他一手创建了越南考古学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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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法国远东学院邀请他主持在1934年到1939年期间开展的3个考古挖掘项目,双方的合作自此展开。他主要研究位于现今越南北部的遗址,即在法国拥有越南保护权时,被法国称为东京(Tonkin)和安南(Annam)的区域。法国远东学院于1902年在越南河内创立,旨在有序的组织勘探发掘工作并妥善处理发掘出的文物。
 

巴黎市立博物馆署、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和国家教育部对于1934年10月到次年5月及1936年10月到1938年1月最先展开的两个发掘活动给予高度重视和信任。文物挖掘工作所需物资由法国赛努奇博物馆和吉美特艺术博物馆及越南路易斯·菲诺博物馆(今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资助。

得益于奥洛夫·贞斯(Olov Janse) 撰写的挖掘报告,赛努奇博物馆内贞斯发掘的文物得以保留了1500余件附有文献依据的藏品。一手的考古来源彰显了藏品的独特性,使其于其他被艺术商挑选留存下来的文物区分开来。其中一部分藏品保持的完好无损,一部分藏品被进行了修复,剩下的则维持了它们在出土时的碎片的状态。20世纪后半叶,越南重新独立和随之而来的接连不断的战争,阻碍了馆藏品进一步的拓展。但是,最近一些来自当时印度支那家庭或在市场上流通的精美艺术品,为越南馆藏注入了新的活力。赛努奇博物馆的越南馆藏见证了越南与法国之间的历史渊源,这段记忆或许多少有些苦涩,但是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艺术珍品将谱写一段新的历史篇章。

史前时期的越南 (东山文化)

越南东山文化的影响从红河流域一直延伸到越南顺华市。在这片区域曾发现了见证文化、语言和政治统一的遗迹。


交趾时期

交趾时期的越南艺术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该时期尤以社会上层人士的墓葬品而著名。


安南时期

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安南时期的越南摆脱了中国的控制,然而中国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越南社会。越南的领导者极度渴望着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然而他们建立起的王朝却总是短命的。


大越时期

大越时期标志着越南摆脱了中国的控制,拥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商业开始兴盛,宫廷艺术得以迅速发展。北方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促使越南朝廷开始了对南方地区的征服,从而导致了与其邻国占婆的冲突不断。


越南现当代时期

简介:从19世纪起,越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法国文化的影响。越南艺术在继承东方传统的基础上,也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19世纪初期,越南开办了许多艺术与手工业培训学校。从上世纪30年代,很多越南艺术家开始在法国崭露头角。其中的一部分人永久地定居法国并以艺术创作为生。